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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飞宇谈新书:在“文革”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

[提要]在《推拿》之后,作家毕飞宇回过头写起了自己的年少时光,推出个人第一部非虚构作品《苏北少年“堂吉诃德”》。

  原标题:毕飞宇谈新书:在“文革”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

  在《推拿》之后,作家毕飞宇回过头写起了自己的年少时光,推出个人第一部非虚构作品《苏北少年“堂吉诃德”》。少年时代随着父母的脚步变迁,他曾经度过一段又一段没有根的漂泊生活,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,在物质贫瘠的时代,孩子们有着自己 的乐趣和幸福。那是一段生活在特殊时代有着特殊记忆的童年时光,毕飞宇把它们重新记录下,他力求尽可能的诚实不花哨,希望给下一代的人们留下一个自己的生 活模版,他也期待知道年轻的孩子们如何看待父辈们的这一段历史。

  1 谈书名

  向塞万提斯致敬

  新京报:这个书名是你自己起的?

  毕飞宇:是这本书的策划陈丰起的,在书里其中有一章写盐碱地的时候提到我骑牛的一段,写到了“堂吉诃德”,陈丰就说这四个字必须得有,然后“苏北少年”这四个字也必须得有。我个人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,只是作为书名偏长了一点。

  新京报:你觉得自己12岁之前的生活和堂吉诃德相似度高吗?

  毕飞宇:不高,我个人认为把这八个字拉过来,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。虽然不是完全契合,但不能说这个少年内心堂吉诃德的成分一点没有,我骨子里面是在向塞万提斯致敬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伟大的作家,塞万提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曹雪芹……他们实伟大,他们塑造的人真的可以涵盖人类各种类型的基本情感。等我知道了堂吉诃德这个人,再回望童年这些荒唐举动,发现堂吉诃德其实是全人类精神里的一个点。

  新京报:很多人会觉得堂吉诃德终究是一场空啊。

  毕飞宇:人类一定是这样,有几个人可以幸福地离开呢?

  2 谈儿子

  这一代人从开始谈话起,就是没有表情的

  新京报:在写这本书的时候,你也涉及了一些曾经做过的让你觉得内疚的事情,可以说是一次非常诚实的写作。

  毕飞宇:这是一套丛书,在陈丰约稿的时候就说,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“文革”中过来,随着时代变迁,今天孩子们的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了。“文革”期间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不应该被遗忘,应该作为模版留给今天的孩子,模版你就不能假。我要保证这本书的表情要质朴,不要太花哨,我尽可能说实话。

  新京报:你觉得自己留下的这个模版,今天的孩子接受度如何?

  毕飞宇:这个是下一步我要做的,我想找一帮孩子们,听听他们怎么说。我的目的不在于听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,通过这本书去了解他们。就像打斯诺克,你想打左边的球,但会把母球往右边打,通过反弹构成关系。我特别渴望这本书成为斯诺克的框,我想知道今天的孩子们最后的球打到哪里去。

  新京报:儿子对这本书的想法知道了吗?

  毕飞宇:儿子现在所有精力都放在英语上,没有任何闲暇读我的书。

  新京报:那你觉得他对你书里提到的自然有兴趣么?

  毕飞宇:不敏感,有一次我跟儿子一起散步,我说“下面往南拐。”我儿子特别惊讶,他说“老爸,你也没带机器,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叫南?”我听到这个话特别心酸,对于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,两只脚在地上,太阳在天上,从东边出来在西边滚下去,月亮从东边出来从西边滚下去,东南西北这是一个跟我们的身体、感知密切相关的东西。但是对儿子来讲,他和大自然没有任何关系,在他看来,他的老爸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神奇的力量支撑。

  新京报:他说的是机器,说明他的生活里遍布各种机器。

  毕飞宇:对他们来讲,如果面对的是机器这样的实物倒也罢了,他们现在面对的更多的不是机器、实物,是数字化的世界。我永远面对的是物质世界,好像我特别形而下,儿子特别形而上。他的感觉就是我out了。但是我好好的是世界里的一个人,我怎么就out了?这没有逻辑。难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生活在数字里面吗?所以现代科技到底让我们人类处于什么样的窘境,真是不敢去想它,想到最后我觉得人会疯了。小时候我总会想,死了会到哪儿,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。现在要想的是,我们现在活在哪儿?我有一个假设,如果把我儿子送回我生活过的村庄,把电脑、网络、手机掐掉,他还能不能生活?他和朋友之间的交流都是在网络上进行,这一代人从他们开始谈话那天起,就是没有表情的。我特别怕上电视,好几次上电视,身边站着的一个美女都让我看镜头。每当我面对镜头,我就顿住了。

  3 谈童年

  死人、杀猪和手艺人

  新京报:书的第四章谈的是各种手艺人,你说这一章可能有些人觉得很无趣可以跳过去,但是10年后读者会回来继续把这章看完?

  毕飞宇:这是根据我的阅读体会,我担心今天的年轻人看不下去,里面都是一个一个说明文,介绍人家如何劳动,我年轻时读小说我会跳过去。但是人会长大的,一些年轻时读不下去的东西,换个年纪就会完全不同。我大学四年没读过《红楼梦》,我读不进去,但过了30岁回过头看,再也没丢下。一本书40岁之前读和40之后读是两本书。我特别想把小时候亲眼目睹的手艺人劳作画面,再记录下来,可能行文枯燥,但是我写得津津有味。

  新京报:我相信那个看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。

  毕飞宇:我喜欢看这些东西,昨天在北京的路上我看见有人在炒葵花籽,我特别想停下来,如果是在南京,我最起码呆个把小时,给他根烟,跟他聊聊天,我对这个过程特别感兴趣。我特别喜欢那种在认知范围里面的劳动。我当年买了第一台电脑,我回家第一件事是把它们拆开,但拆开后我发现这些不在我认知范围里面,一下子就没兴趣了。手工劳动在我认知范围里,一棵我爬过的树如何被砍掉,如何变成木头,然后又变成新郎官的桌子和床,这些我有完整的记忆,这个过程要好几年。

  新京报:除了手艺,你也写到了很多和杀猪有关的过程。

  毕飞宇:我的童年时光有三样东西看得最多,一个是死人,第二个是杀猪,第三个就是手艺人。村子周围每年死一些人,有时候我们听到哪个人快不行了,就亲眼跑过去看着他断气,完全是好奇心。我看过许多人的最后时刻,不是电影里面那样头一歪,而是会听到很奇怪的一个声音,人就没有了。现在回忆起来,我觉得我最好奇的还是生命本身。村子里面有个传说,人死之后魂会有股烟,从鼻孔飘出去,我们就总想看到这个画面,但从来没有看到过。还有人死之后第二天,人们会把死者的枕头扔到房子上,因为说人走了还要再回来,魂不认路,但是认识自己的枕头。

  4 谈死亡

  没必要弄得那么可笑

  新京报:你刚才说影视剧里的死亡是不真实的,你书里也提到,中国有一种恶性文化,就是抒情综合征。

  毕飞宇:我非常不喜欢,我最受不了中国电影里人的分离,一定是一个人站在门口,分离的人走出去3、5步,缓缓转身,回头,热泪盈眶。有的时候艺术进入人类生活之后帮助人类但是也伤害了人类,让人的情感变得不再本真。我长大以后,看中国艺术作品对死亡处理,和我们乡下人对死亡处理区别特别大。我们实际在处理死亡的时候更……

  新京报:节制?

  毕飞宇:节制,没有夸张的愿望,这个我特别喜欢。我长大后读到苏格拉底的一句话——男人应当平静地死去。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得学会平静,没必要弄得那么可笑。古埃及是特别可笑的文明,所有人都在为一个人的死亡做准备。我在埃及得出了一个结论——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就是那种集权制。那么多人的智慧才华,都在为一个人登基和死亡服务,这种文化内部是有问题的。特洛伊战争里面有许多对死亡的描述,情感简洁深沉,很动人。这本书关于死亡的描写少了一点,死亡既是文学命题也是美学命题,死亡极其重要。

  新京报:这本书在12岁那年收了尾,你说那是你生命里最丑陋的一年,为什么选择在12岁时收尾?

  毕飞宇:潜意识在起作用,少年真的不该在12岁结束,可是我莫名其妙在12岁那一年停下来了,所以潜意识真的很重要,让我不知不觉进入另一种书写的模式。也挺好,虽然不是我的本意,但是当别人这么认为的时候,我认为合理并且愿意接受的。

  “古埃及是特别可笑的文明,所有人都在为一个人的死亡做准备。那么多人的智慧才华,都在为一个人登基和死亡服务,这种文化内部是有问题的。”

  采写/新京报记者 姜妍

  摄影/新京报记者 秦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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